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眼下各方熱議話題,如何理解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基調”?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里?宏觀政策取向如何?就此，本報專訪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就上述政策可能的方向進行探討。

　　記者：12月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給出的信號既有政策延續性的一面，也有尋找新的突破點的意味。在談及增長方面，強調的是未來需要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上述增長的動力來自何處?

　　尹中卿：現在有一種說法，拉動經濟增長傳統“三駕馬車”的動力正在逐漸減弱。具體而言，投資方面，未來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三十年那樣，依靠較高的投資增長率來支撐經濟增長;出口方面也面臨著歐洲、美國和日本市場的不景氣以及世界整體經濟的長期低迷，因此不可能再指望未來出口會有較高增長;消費方面，其實過去連續四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后，并不是逐年增加，而是逐年下降的，這也說明居民的消費需求在短期內也難以有效地提高。

　　同時我們注意到今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稍微有起色，但是這個起色的維持要求我們繼續擴大出口，在當前這個國際環境下,這一點很難做到。

　　所以在傳統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動力逐漸減弱后，需要提出的是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在什么地方。有人提出未來新的“三駕馬車”，分別是城鎮化、信息化以及民生建設。

　　為什么把城鎮化作為我們“三駕馬車”的重中之重呢?李克強同志最近反復提出，城鎮化是我們未來最大的需求來源，以及未來經濟平穩發展的動力所在。所以我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未來的經濟部署中都將強調加快城鎮化的發展。走新型城鎮化道路以及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將成為我們擴大內需、增加居民消費需求、增加投資特別是優化投資結構的動力所在，把長期依靠外需來拉動經濟的模式變成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拉動內需與以往家電下鄉、以舊換新是不一樣的。家電下鄉等做法提供的空間必然有限，例如農民已經有了電視、冰箱、空調等，再增加消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目前所提的城鎮化道路與傳統的擴大內需的辦法相比將更加有效。所以我們強調城鎮化將是未來一個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的一個最主要的抓手。

　　記者：在基調清晰后，市場又開始新一輪的猜測：2013年，強調質量與效益下的GDP會是多少?

　　尹中卿：確定明年經濟發展指標有兩個基本的依據：一個是“十二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是規劃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十二五”提出的經濟發展目標是7.5%，這個目標的提出是仔細研究了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就，也仔細研究了未來相當長時期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可能性確定的。我認為“十二五”提出的7.5%目標是很實際的，而且如果未來能保持國民經濟增長7.5%左右，也才能完成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也就是八年之后我們的GDP要翻一番，國民收入要翻一番的目標。所以說“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對我們制定2013年的增長目標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從這一點來看，2013年的經濟增長應該不會在7.5%以下。

　　第二個依據是今年的經濟增長和明年的增長可能，現在看來前三季度的統計數據已經出來，第四季度，特別是進入到11月份之后，目前各方統計的數據，特別是先導性的統計數據，例如PMI、用電量、經濟增長景氣指數、工廠的訂單等數據表明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已經比較穩定的建立了筑底的過程，并且有所反彈。所以今年的經濟增長率有人預計是在7.8%，也有人預計還會更高，肯定不會低于7.5%。

　　今年是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特別是第二季度，是在很多企業訂單下降、效益下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仍然超過了7.5%，所以我認為根據明年的經濟環境以及我們內部經濟的發展趨勢，情況肯定會比今年好，也應該高于今年。

　　所以我個人認為明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應該高于今年，基于“十二五”規劃，和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雙倍增要求，考慮今年經濟增長的基礎以及明年經濟增長的可能，我認為不會是原文來源于華夏陶瓷網7%，也不應該是7%，很大的可能還是維持今年的目標7.5%，如果更加積極點，將會在7.5%以上。

　　記者：2013年宏觀政策走向?

　　尹中卿：未來的宏觀政策方向將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謹慎的貨幣政策組合。擴張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重點將在收入方面，也就是通過結構性減稅來增強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能力，從而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

　　另外還需要擴大支出，當然這會增加赤字，去年中央財政是5500億元的赤字，加上地方發行的2000億債券，一共7500億的赤字。明年我們一方面要通過結構性減稅減少收入，另外一方面要擴大支出，由此可能帶來資金缺口，就需要通過適當的增加財政赤字以保證我們財政政策的持續性。

　　支出方面還要更多的改善支出結構，更多的向民生傾斜;另外雖然說要增加投資規模，但是不能再向生產投資增加，因為目前很多領域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包括傳統產業、新型產業方面都已經過剩。所以增加投資不能再增加工業投資，要改變投資結構。優化投資結構，未來應該增加城鎮化過程中的投資，這個過程中的投資空間是無限的。貨幣政策方面未來最重要的還是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記者：2013年可能存在的風險會來自于哪些方面?

　　尹中卿：風險依然是不改過去傳統的兩條，一是地方債務風險，因為今年很多專家預估新增地方債務為一萬多億。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數字是在國家審計署審計完10.7萬億地方債務以后，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嚴格調節余量、控制增量的情況下又新增的部分，實際上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所以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仍然是首選。

　　第二，地方債務肯定會影響到金融，因為我們很多地方債務都是通過政府融資平臺向銀行借貸，所以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金融風險仍然是不可小覷的。現在講到操作性風險、金融性風險目前最擔心的就是“影子銀行”，這種赤字之外的赤字，體制之外的金融，特別是信托形式的貸款，已經超出了我們傳統的金融監管手段之外。還有一個風險就是現在的產業過剩，特別是傳統的產業過剩的同時，新興的戰略產業也在過剩。這些產業的過剩就會導致企業的破產和經營困難。

　　記者：未來我們需要推行的城鎮化改革最需要在哪些領域破土?

　　尹中卿：長期以來，各地都把推動城鎮化簡單的等同于城鎮建設，過分注重建成規模擴張而忽視人口規模集聚，把農民工僅僅當做生產者而不愿接受其成為市民，結果導致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鎮化落后于土地城鎮化，兩億多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工作居住卻無法真正融入城鎮生活。這些問題如處理不好，就會阻滯城鎮化進程，甚至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未來新型城鎮化建設首先需要創新農業人口的有序轉移機制，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例如在推進戶籍和人口遷移體制改革方面。我們建議要逐步建立城鄉一體的居住證制度，以舉家遷徙的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以就業年限或居住年限或社保參與年限為基準，加快放開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戶限制，引導和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定居。此外，還需要同時推進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體系改革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

　　其次，要創新農業轉移人口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轉機制，積極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鎮內部二元結構。

　　再次，需要創新資金多元籌措機制，盡量滿足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資金需求。目前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資金缺口大，需要政府推動、社會參與、個人努力共同籌措資金。例如首先需要完善財政保障機制，完善預算編制和管理，將農業轉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列入政府一般預算安排，盡快開征房地產稅、資源稅、環境稅，構建地方稅體系，增加土地出讓金的支出比例，持續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合理界定不同層級政府的公共支出責任，調整以戶籍人口為基礎的資源分配關系。設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專項補助資金，形成地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機制，減輕流入地吸納農業轉移人口的財政負擔，此外還要拓寬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渠道。